95岁高龄拿到“共和国勋章”，他却在镜头面前痛哭：功劳最大的不是我！
|作者：张丹丹
没有人像张富清那样，在战场上不惧生死立下军功，在和平年代绝口不提功勋章，只是埋头工作。
9月17日，张富清正式获颁“共和国勋章”。在8位同获此奖的老前辈当中，95岁的张富清年事最高，却可能是最不为人所熟知的一位。
张富清的名字是近半年才进入人们视线的。如果不是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，他尘封63年的赫赫战功可能会一直隐瞒下去。
8月2日，在湖北省来凤县的宿舍楼里，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见到这位95岁的老人时，是他在北京参加完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回来两天后。在北京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握着他的手祝福：“你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楷模！保重身体，健康长寿。”
张富清端坐在我们面前，先说起战友，突然没有声音了，嘴角颤动，眼泪一颗颗往下掉。午后炎热，蝉声阵阵，小屋里静得出奇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老英雄才平复情绪，说：“和他们的牺牲相比，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！”
向在场的记者讲述人生故事，是张富清的另一场战斗任务。他打起精神，目光清澈，一如他那惊心动魄却又平静如水的人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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硝烟弥漫，九死一生
当时间回到1948年11月西北野战军猛攻蒲城永丰镇那一天，人人都会感叹攻城之艰难。张富清还记得，部队从下午四五点开始发起进攻，但久攻不下，死伤无数。永丰战役，关系到能否彻底打败胡宗南的战术，关系到能否解放大西北，进而支持淮海战役。
战事胶着，必须要上突击队！
24岁的张富清虽然参加解放军只有半年多，却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突击队员了。当年6月，他在壶提山战役中带突击队炸毁一座敌人碉堡；7月，在东马村，他带突击队扫清外围，占领碉堡。人人都知道，这个小伙子专挑最危险、最艰巨的战斗任务。
71年后，当他在悠长的午后回忆起年轻时的心境，只记得一个信念：“我想入党，想向党靠拢，所以每次战斗前都报名参加突击队。”永丰城前，炸碉堡的突击任务就这样交到了他手上。
这是张富清年轻时的照片。新华社记者 程敏/摄
入夜，张富清带着两名战士向永丰城摸去。三人各背四五十斤重的战备到了城墙下，“必须往上爬，手指头全是血，抠着城墙爬出来的，也不觉得痛，只知道要爬上去才能完成任务。”71年光阴没有抹去张富清的记忆，他还能想起那一夜的点点滴滴。
“爬上城墙后，我四处观察了下，然后就跳进城了。”这一句话如今听来轻松，那时却是炮火连连的战场环境。张富清的右耳在战场上炸聋了，牙齿也因为炮弹落在身边而全部震掉。但当时，他顾不上这些，第一个跳进城。当他猫起身来想寻找战友时，却被敌军发现，几把刺刀唰地围了上来。张富清下意识地端起枪扫射，趁乱打死七八个敌人，突出了重围。
“我赶紧往前跑，其实也是爬，趴得很低，爬到了碉堡跟前。”战场上，时间就是生命，张富清匍匐在地，试图挖开土层埋炸药。哪知碉堡前的土层相当夯实，一双手根本挖不动。他急中生智，解下刺刀刨出一个坑，然后把8枚手榴弹捆在一起，拔掉火线，码在坑里，压上炸药包，再把土层堆上增加重量。做完这些，张富清才赶紧跑开，只听见轰地一声，碉堡炸飞了。
“第一个碉堡炸开后给了我很大信心，我沿着城墙跑，跑到第二个碉堡前，用一样的方法把这个也炸了。”来不及喘口气，张富清就遭遇到了敌人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他的子弹打光了。“我就用敌人的枪打。”每一分钟，都是生死存亡的考验。张富清坚持下来了，等到部队攻进城找到他，已经天亮。
“到这个时候我才觉得筋疲力尽，爬都爬不动了。”瘫倒在地时，张富清才发现自己浑身是血，头顶剧痛。他想起来，跳下城墙突围时，他像是被人猛击了头顶。这时一摸脑袋，才知道子弹擦过，头皮被削掉一大块，流到脸上的血都已经干了。
死神擦肩而过！
这是张富清珍藏了几十年、补了又补的搪瓷缸。新华社记者 程敏/摄
“和牺牲的战友相比，
我已经很幸运了”
在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中，张富清跟着部队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，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、二等功一次，被西北野战军记“特等功”，两次获得“战斗英雄”荣誉称号。
“彭德怀同志曾经拉着我的手说‘你是个好同志’，王震同志亲自给我戴过军功章……”张富清从来没有向家人提及这些荣耀的瞬间，他的《报功书》，他的“人民功臣”奖章，他的立功登记表，都收进了一个破旧的暗红色皮箱。
大儿子张建国带《环球人物》记者去找这个箱子时，先小心地问过父亲能不能看。“这是他的宝贝，我们从小就不让碰，也不知道箱子里到底有些什么，还是你们媒体报道了我才知道箱子里有军功章。”张建国一边拿箱子一边问母亲孙玉兰：“妈，钥匙在哪？”
箱子打开，泛黄的《报功书》上满是岁月的褶皱，但“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”“特等功”“实为贵府之光、我军之荣”等字迹依然清晰如昨。张富清不说话，眼里闪着光。
过去的60多年，他选择深藏功与名，只做“自己该做的事”，以至于儿子都不知道他是战斗英雄。
张富清把战争年代获得的奖章一直收藏在破旧的皮箱中。 侯欣颖/摄
1955年，当国家需要军人学习新技能服务地方建设时，张富清收起军功章，含泪告别军营，申请了去最艰苦的地方。他从来不知道湖北来凤在哪里，不知道来凤的山有多高、路有多远，只听说这里很穷，他就来了。
妻子孙玉兰还记得，因为路途太远、工作太忙，整个50年代，他们只回过一次老家，“路上要走四五天”。从地图上看，这里是湖北的“牛角尖”，与四川、湖南交界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。张富清就带着妻子在这人生地不熟的“牛角尖”上扎下根来。他没想过条件好不好的问题，只是想着“建设需要”，就这么一直干下来了。
从粮油所到三胡区，再到卯洞公社、外贸局、建设银行，张富清经历过一些跨度很大的岗位。老同事董香彩至今都佩服他用不完的精力和始终投入的工作状态，评价道：“他的奉献精神，没有人能做到。”可是张富清认为自己只是“做了该做的”。他说这话时泪流满面，反复告诉我：“和牺牲的战友相比，我已经很幸运了。我还活着，还能有什么要求？”
张富清带着这样的心情默默奉献了60多年。每一次面临人生选择时，他都选择牺牲自己的利益，照顾他人的利益，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。
1975年夏天，大儿子张建国高中毕业，恩施县城有国企招工，张建国符合要求。可是，张富清二话没说给儿子打包了行李，要他去条件最艰苦的杂货溪林场当伐木工，响应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的号召。董香彩那时住在张富清家楼上，他回忆起张建国第一次从林场回家的情景：“衣服都被树木划破了，回来话都说不出，光顾着吃饭，是饿的啊。”
上世纪70年代，机构精简，张富清主动把妻子从供销社的岗位上精简下来。孙玉兰不服气：“我又没有犯错误，你哪么要精简我嘛？”张富清只是好言劝解：“你不下来，我就不好做别人的工作了。”那时候，他们一家六口人，餐餐喝粥。孙玉兰只好去缝纫厂帮工，补贴点家用，给孩子们做新衣服得以年为单位做计划。来凤县的干部悄悄告诉我：“孙奶奶没有职工身份了，也就没有退休金，加上她身体不好，看病吃药都报销不了，家里负担很重。”现在，孙玉兰心脏搭有6个支架。
只有“新的战斗任务”能说服他
从去年12月退役军人信息搜集工作中发现张富清的英雄事迹到现在，他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。但当《环球人物》记者来到张富清家里时，仍然有感动直击心底。
军功章的故事，张富清藏了近70年，他从不以英雄自居。董香彩还记得40多年前和张富清在卯洞公社工作时，二人时常一起去山里的联系点。来凤的夏天闷热潮湿，太阳照着更是暑气难当，张富清却每天戴着帽子。董香彩好奇过：“夏天带帽子干什么？不热吗？”张富清笑一笑：“还是戴着好，不然一吹风就头疼。”他没说原因，这是永丰城一役中子弹擦过头顶留下的后遗症。
战场上留下的伤，满身都是，但除了孙玉兰没人知道。就连张建国也说不出那些伤：“只知道父亲是当过兵打过仗受过伤的，但他没告诉过我们有哪些伤。”孙玉兰也一句话带过：“头上身上都有伤，耳朵也是，他不让说。”只有向家人、同事反复打听才知道，张富清年轻时就没了牙齿、右耳听力受损、一到变天就头疼得厉害、腋下和腿上都有枪伤及刀伤。
60多年来，张富清把这些战伤连同军功章一起藏在心底。如今，他却要向蜂拥而至的媒体一次次讲述，因为这是“新的战斗任务”。
去年年底，当媒体记者第一次找到张富清时，他一口拒绝了采访要求。在他心里，战斗经历和工作经历“只是一个共产党员、一个革命军人该做的事情”。面对媒体的一再要求，二儿子张健全只好去“哄”老人：“这是组织上来人了解情况，是公事公办。”张富清的故事这才首次被湖北当地的媒体报道出来。
在报纸上看到自己名字的张富清一下怒了，问儿子：“不说是省里来人吗？咋还见报了！”最后，还是媒体人支了招：告诉老爷子，你今天把自己的事迹讲出来，让媒体宣传出去，就是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的新贡献。
这个理由劝服了张富清，从此后，他把接受媒体采访当作完成新的战斗任务，无论多累，也没有半个不字了。
这次也一样，三伏天里，95岁的老人端坐在老旧的沙发上和记者讲述过往，没有显出丝毫疲态。只有在我们收起采访设备，即将离开时，才看到老人一闪而过的疲惫。
大音希声，唯有最坚定的信仰、最质朴的情怀才能书写张富清的名字。他如此稀有，如此珍贵，用行动捧出了一颗赤子之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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